昨天，观看了美国拍摄的老影片《日瓦戈医生》，这部电影上映于1965年，电影改编自苏联作家帕斯特尔纳克的同名小说。小说1957年底在意大利出版，第二年帕斯特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苏联国内以丑化苏联红军和布尔什维克为由，坚决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奖励，帕斯特尔纳克被迫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帕斯特尔纳克是一位诗人，在《日瓦戈医生》出版之前，便出版了质量相当之高的诗歌和介绍西方名著的翻译作品，诺奖评委会曾经数次考虑将大将授予这位杰出作家。因为是诗人，帕斯特尔纳克这部小说文字十分优美、流畅，意象亦特别迷人，充满了凄美、残酷、破碎的诗意。这部描写通科医生日瓦戈和他的家庭及女人在苏俄两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凄惨遭遇的作品，甫一问世，便成为西方社会的热门话题，一年时间被翻译成15种文字出版。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作品更加写实和冷静，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妻子冬妮娅、情人拉拉的遭遇让人揪心（各种译本的译名不同，本文采用电影译名），被屠杀在街头和田野的工人、学生，躺在医院里血肉模糊的伤兵，房屋被烧毁无家可归的农民，闷罐火车上逃难的男女老幼，日瓦戈一家逃无可逃的厄运……这是一幅幅悲惨世界的画面，是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叹息，观看者即便铁石心肠，也会流下眼泪。日瓦戈从小父母双亡，靠父母的友抚养成人，读完了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通科医生，日瓦戈还业余时间喜欢写诗，并成为名气不小的诗人。尽管日瓦戈医生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既不反对革※命，也不热心革※命（最初，他曾经赞许过革※命，可之后的现实让他为当初轻率的赞许而羞愧），然而，日瓦戈医生却是一个有良心、有是非观、有道德底线的公民和医生，他受历史学家的舅舅的影响，认为历史的形成不在于人民，而在于个性。只有个性是不朽的，正是个性在不断地创造着历史本身。在历史中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没有对于现实中人的爱，就不能生活和创造。因此，无论是被警察打伤的工人还是前线负伤的士兵（他曾被俄国临时政府招募到波兰前线当军医），无论是受到侮辱与欺凌的拉拉还是扒火车的老妇人，他都愿意伸出自己的援手。与千千万万的俄罗斯人一样，这样一位好心人的命运也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当他高高兴兴地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十月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他的家也被工人瓜分了，妻子、儿子、岳父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荀且，做警察的布尔什维克弟弟（同父异母）告诉他，因为他的诗歌可能让他面临灭顶之灾，弟弟给他开了张介绍信，让他回冬妮娅的老家乌拉尔山区。一家人千辛万苦到达乌拉尔后，冬妮娅家的房子却被革※命委员会没收了，一家人只好借居在农民的房子里，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不久，日瓦戈在乌拉尔再次与拉拉相遇，两人成为情人（第一次是在莫斯科，拉拉被她母亲的情人科洛夫斯基诱奸之后住院时；第二次是拉拉拿枪打伤科洛夫斯基时；第三次是在战地医院，拉拉去前线找丈夫帕夏时——帕夏已经从工人领袖成为布尔什维克），日瓦戈在来乌拉尔的路上遇到过已经成为杀人魔王的司令帕夏，他将情况告诉了拉拉，拉拉因此斩断了与丈夫的情愫，一心一意与日瓦戈相爱。或许，日瓦戈有妻子却与别人相爱有悖道德，但他是真心爱拉拉，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一天，日瓦戈从拉拉住处回家的路上，被红军游击队抓获，被迫成为他们的军医到了西伯利亚。好不容易逃跑回家，妻子已经去了莫斯科（后又被驱除出国，到了巴黎），从此天各一方；已经怀有日瓦戈孩子的拉拉，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肚子里的孩子（因丈夫成了敌人被处决），不得不选择依靠恶棍科洛夫斯基的保护，日瓦戈与情人从此永别……

我不知道历史的一粒尘埃落到日瓦戈等人头上会是什么，我只知道他们的命运太惨不忍睹了，他们不应该受这样的折磨，过这样的日子。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宽恕的话，唯有这种将个人意思强加在所有人身上，为了自己的权欲和所谓的理想，拿亿万人当试验品，置所有人的生命权和生存权于不顾的罪恶不可宽恕。

《日瓦戈医生》是深刻的，更是真实的。文学作品有许许多多的评判标准，然而我始终认为，真实是最有力的。我们需要甜美和小资，我们更需要批判和审视，因为人性的恶是永远无法根除的，揭露、批判、审视、警醒，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俄罗斯作家和知识人做得比我们好不知多少倍，哪怕是在苏联时期的铁腕统治之下。恰好我正在读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和《骑兵军日记》，这个享誉世界的作家是位红军部队的随军记者，他用冷静、简洁的笔墨描绘了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战争的残酷，军人的冷酷，民众如蝼蚁一般生存的状态，读得我起鸡皮疙瘩。巴别尔的命运是遭到枪决。在史达林时期，被枪决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不计其数，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坚持用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那个时代，记录那个时代的暴政，记录普通人的艰难生活，除了帕斯特尔纳克、巴别尔外，还有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叶赛宁（系列诗歌）、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雷巴科夫（《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阿赫玛托娃（系列诗歌）、左琴科（《日出之前》）、朗道（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物理学家）……就是被树为苏联文学旗帜的肖洛霍夫，他那本《静静的顿河》也会让我们读得心惊肉跳。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是在当时便写作或发表了非主旋律的不被当局容忍的作品或见解的人，他们不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揭露、批判，当事后诸葛亮。而我们，有谁在当时写过一本类似的书？莫言、方方、余华有过触碰，可他们并不是革※命时代的见证人，充其量只能算作见证了后革※命时代，而且还是在环境稍微宽松的条件才出来的。那些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呢，他们记录了什么，写下了什么？思考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我们有过一部关于那个时代的像样的经得起历史检验作品吗？

苏俄作家和知识分子是一群热爱思考、勇于担当、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有一股血性，都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和信仰，他们不会因为权力体系的改变而改变自己，也不会为了私利出卖良心。尽管他们在欧洲大陆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不管他们多么能够战斗，欧洲始终没有完全接纳他们，然而，基督教和科学精神多少影响了他们，让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勤于思考，亦具有某种人文情怀。俄国知识人与中国知识人唯一相同之处是民族主义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虽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19世纪或20世纪才正式从西欧传入，但是，两国对此表面上似乎都高度相似，这种情结和情怀对于政治运作都十分有效。可是，两国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俄罗斯人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其民族情结、爱国情结是融入到骨头里的，因此，他们不管什么时候都保持着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为了这个不惜牺牲生命。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斯拉夫人的不服输的性格，俄罗斯知识分子特别执著，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特别偏执。比如帕斯特尔纳克，当他得知苏联准备开除他的国籍时，他立即声明不接受诺贝尔奖，并给赫鲁晓夫写信，请求他千万不要将他驱除出境，他热爱俄罗斯，热爱这个国家。这是他的心里话，俄罗斯知识分子都热爱自己的国家。连反了一辈子专制的索尔仁尼琴晚年亦鼓吹为了俄罗斯的强大，不惜实行专制统治的观点，对于当初他蒙难时给予极大帮助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敌人。他们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推向了极端，这也是这个民族很可怕的地方。其实，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在面临外来侵略时，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可是在和平时期，过度强调这种东西并没有太多正面意义。因为当战争结束之后，不论输赢，你都得遵守新的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合作和融入才有可能发展和进步。不理解俄罗斯文化，你就无法理解他们知识分子的行为。我不知道俄国人与法国人是不是有什么血缘联系，他们的知识分子与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些相似之处，就是特别冲动，冲动起来便什么都不顾，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都毫不可惜，这也是欧洲最大的两场革※命分别爆发在这两个国家的原因之一。可能因为不够冷静和理性吧，尽管俄罗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却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哲学家。尽管俄罗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却始终没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其实，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需要牺牲生命还是不可轻举妄动，这是我的“活命哲学”。正因为此，我对那些在危险时刻举手投降的知识分子是理解的，尤其是史达林时期以家人作为筹码相逼的情况下。

我们的知识人和作家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怀不能说没有，可是，要他们冒太大风险的话，他们是不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爱得比谁都激烈，不需要的时候或者说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立即便哑口无言逃之夭夭了。我们的知识人和作家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缺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那种血性和担当，他们的所有付出、劳动和努力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眼前。用一句话概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的，我们并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缺少的，我们更没有。如果俄罗斯的巨变发生在我们这里，我想，很多的作家和知识人都会写出揭露和批判的文字。但是，俄罗斯作家们知道，当一切都已经改变之后，揭露已经不是紧迫的问题，许多非文学的东西比文学揭露得更为深刻，作家需要的反思，是及时的警醒与更加深刻的剖析。他们随时都在做真实的记录和深刻的反思，不是等待机会到来之后再一哄而上。虽说真实不一定成就伟大的作品，但虚伪显然离伟大作品作品更远。这也是我们至你为止没有出现一部可以与苏联时期经典作品相媲美的作品的主要原因吧。我反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冲动，但并不代表我认可不讲是非、没有底线。在没有生命危险、没有饥饿折磨、家人的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作家和知识人还是应该有所坚持。

（楚梦，本名倪章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