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因为一位大人物的推荐，我们的领导干部阶层，掀起了一股研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热潮，就连不爱看书的领导干部们也要买一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摆放在办公室。托克维尔这部历史著作，1856年甫一问世便受到西方史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关注，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结论仍然不被一些学者认同，但他别出新裁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还是受到了一致好评。对于大人物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用意，我不敢妄议。仅就我了解的部分领导的读后感，似乎都认为改革便容易导致革命，路易十六王朝灭亡和他的全家惨遭杀戮，缘于他的改革。

我是在大人物推荐之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尽管我并不认同托克维尔的主要观点，比如法国大革命是迄今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的观点；再比如，法国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的观点；还有，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的观点。但是，托克维尔的有些观点我是认同的，比如：即使不发生大革命，法国古老的社会建筑也会倒塌，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矛盾是导致法国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大革命忘记了自由，批评法国一些思想家希望法国向君王不持偏见、权力依法运转的中国学习等等。

托克维尔是在比较法国与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差异介入法国大革命研究的，文中引用了法国、英国等国的大量的事例和数据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土地清册、赋税薄、地方与中央官员奏章和批示、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等方面，分析了法国日益恶化的社会关系，以及第三等级和农民的糟糕处境，得出在路易十六开始改革时，广大民众抓住机会开始把改革变成了革命的结论。他对引发大革命原因的分析大多是中肯的、准确的，对后果的分析也有精彩之处。我觉得托克维尔对法兰西民族的分析特别深刻，他认为：这个民族在行动中充满对立，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由感情摆布；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让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有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它最适宜战争，崇尚机遇、成功、力量、光彩、喧闹；它擅长宏伟设想，却无法成就伟大事业；它是欧洲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我想结合《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内容及我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了解。谈谈路易十六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如果他不改革，旧制度是否就能保存或者部分保存？

对于法国大革命，我赞成英国学者柏克、阿克顿及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的观点：法国革命的发生是合理的，必要的，其追求和口号是伟大的，可是，它的过程是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其结果是可怕和贻害无穷的。但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却有不少自相矛盾地方，他既批评大革命过程中的失控和恐怖，却又将结果（包括到19世纪中叶的法国制度变化）归结为必然；他既认为法国的制度不合理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却又断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他既认为路易十六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却又认为他罪有应得。

法国旧君主制与英国旧君主制截然不同，英国的旧君主制的权力是国王与议会分享，某些时候议会拥有更大权力——至少“光荣革命”之后是这样。法国的旧君主制却是权力基本上控制在国王和王室手中，议会对法律法规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只有咨询、建议权，没有制定权；英国议会是两院制，平民组成的下议院比上议院拥有更大的的权力，贵族组成的上议院，权力却比较有限。法国实行的是单一议会制，议会成员由贵族、教士、平民组成，每个阶级拥有100个代表；英国实行的是对平民纳税减免政策，贵族负担国家的主要赋税。法国实行的是对贵族减免赋税的政策，贵族很少纳税、甚至不纳税，几乎全部的税务负担都转嫁到农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身上；英国的贵族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担任各种公职，对法律的制定和赋税的增加把控相当严格，对国王和政府的监督也十分严密。法国的贵族却被排除在国家管理层之外，法国国王以不纳税换取贵族不参与政府和国家治理，国王宁愿用第三等级的人担任各省的行政长官（法国称之为代理人），也不允许贵族染指政务。法国贵族有点像赵匡胤手下的爱将，一个个都被打发到远离首都和大城市的乡下过两眼不闻窗外事的生活去了。还有，法国是个以天主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可大主教的任命掌握在国王手上。显而易见，法国的制度设计相当不合理，第三等级或者说平民负担特别大，平民的不满以日俱增；贵族由于不能参与政治和国家治理，心中的怨气一直很大；教士一直不满世俗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干预，而且他们还要交纳部分赋税，反抗的动力也相当大。

法国这种荒唐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与海峡对岸的英国相差甚远，就是邻居德国、西班牙也比其要合理一些。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社会，显然需要改变，而且必须改变。

路易十六到底是一个伟大的君主还是庸碌的君主，世人评价不一。不少人都说路易十六是一个性格软弱、能力不行的统治者，包括对法国大革命持完全否定观点的阿克顿先生。也有不少人认为，路易十六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如柏克、斯塔尔夫人，他们都说，路易是那个时代唯一能够承担将法国领向新世界的领袖，他是一个仁慈、温和和有责任心的国王。怎么评价路易十六无关宏旨，但有一点必须承认，路易统治的十多年时间，是法国经济最繁荣、社会最活跃的时期。具体事例和数据我就不列举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这个繁荣给予了恰当的描述。

改革是路易十六自己开始的，这一点同样事实清楚。他的改革始于增加税收——试图将贵族集团并入国家纳税人体系，同时适度增加教士集团的赋税。法国增税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议会手中的。有人说，路易增税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有人说，路易增税是为了法国的强大和公平正义。不管路易的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他已亮出了改革的旗帜。他不仅将第三等级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数增加到300人——是贵族和教士阶级的总和，而且对法律尤其是经济政策进行了大胆修改和调整，增加了议会权力和政府透明度。并试图减轻平民的负担。应该说，路易十六的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并具有积极意义的。面对当时的法国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不能不改革。托克维尔有一点说得没错，正是因为改革，给了革命以机会，只是，路易十六政府并不是一个特别坏的政府。路易的改革，不仅得罪了贵族和教士阶级，第三等级虽然得到了好处，但长久的被压迫让他们心里无法平静，只要遇到比较宽松的机会，他们就会造反，不会因为政府给了他们一点好处而手下留情。有一个事实特别有趣，革命开始的时候，最积极的参与者是贵族，当革命进入到疯狂阶段时，作为革命对象的贵族仍然在极力反对国王和政府，最后不仅消灭了旧制度，也消灭了他们自己。失去理智连自身利益也不考虑，是法国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并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恐怖运动之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失控，除了历史原因和法国人的性格缺陷之外，还与法国知识人的鼓动有着重大关系。梳理法国大革命史，你不得不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持续、不依不饶，都是作家、律师、记者、教士和贵族的功劳。《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了法国作家对大革命的影响，认为这些作家平时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对政治几乎一无所知，凭借感性和想象，用文学语言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见解，因为文学语言的迷惑力和模糊性，成功将民众引人想入非非和躁动状态。岂只是作家，那些本应该秉持公正、严谨态度的律师、记者们不是更加疯狂吗？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人，一面高喊公平、正义，一面实行剥夺他人权利的恐怖统治。这样分裂的人格和莫名其妙的冲动，并非法兰西知识人所独有，几乎所有暴力革命中都有这种人的身影。

我们假设一下，路易十六像他的父亲和祖辈一样，死死地维护那套既有制度和社会体系，他或许能够统治法国更长的时期，甚至得已善终。可是，这种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维护其统治权的制度，这个无视公平正义的社会，会长期存在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不改革，革命总有一天会爆发，而且不会等太久，因为所有不合理的制度都会被逐步淘汰——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人民的忍耐不会是无限的，这样的统治成本是巨大的，统治者也特别辛苦，统治者集团的神经也总有一天因为绷不住会断裂。拖得越久，其危害越大，抛开普通人的苦难不说，统治集团所受的惩罚更加残酷，可能比路易十六的结局更惨。路易十六的悲剧就是因为他的先辈将罪恶不断向下一代转嫁的结果。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个真理。当然，改革引发革命也是事实，不仅当时的法国，清末的中国，20世纪初期和末期的俄国，都是这样。然而，这恰恰是改革进行得太迟和不够完善和彻底所致，如果早一点改革，改革措施完善一些，可能会避免革命的发生。拿中国为例，假如晚清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之后，立即着手改革和修宪，假如清朝的统治者对于立宪不只是敷衍，则辛亥革命完全可以避免。所幸辛亥革命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这应该归功于革命的主导者袁世凯、立宪派及部分革命党人的理性和宽容。而法国大革命由于引导这场革命的那些人的原因，最终将一场伟大的革命引向灾难的深渊。正如俄国政治家列别德所说的那样：人类历史走向何处，就看引领者是精英还是流氓了。

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反对当时的法国来一块革命，就当时的法国国内情况，来一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废除君主制也无可厚非，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也十分美好。可是，革命发展到随心所欲和以杀戮为主要手段的地步，显然是恐怖和罪恶的行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以华盛顿为总统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届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美国革命早已胜利——美国革命的目的是独立于没有给予他们正当权利的大英帝国，独立以后以十分文明的形式确立了国家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保护极少数人的利益。无疑，法国大革命是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可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却没有借鉴美国革命的经验，以野蛮的形式去达到建立所谓美德社会的目的。且不说这样的手段能不能建立美德社会，就是建立起来了，又有何意义？那些被革命所埋葬的道德还能恢复吗？那些被杀戮的无辜者还能生还？即使法国王室有一千条罪恶，与路易十六和他的夫人有多大关系，非得要剥夺他们的生命吗？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批评法国经济学派，企图在法国建立一个所谓的民主专制政体，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便到亚洲的深处去找，他们最终找到了中国是这个典范，几乎每个人的著作中，都有对中国专制制度赞扬，比如中国君主不持偏见，大公无私，亲民爱民，廉洁自律，中国皇帝奖掖有用之材，秉持平等观念等等。我想，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看到了这些评价，也会有些不好意思。托克维尔说的一点都不过分，不仅经济学派的魁奈、杜尔哥等人对中国制度大加赞赏，就连那些对整个欧洲及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也对中国制度无比推崇，比如伏尔泰、雨果、萨特等等。从这一个事例也充分说明了法国思想家的局限性和他们信口开河。

（楚梦，本名倪章荣）